二手车出口,这个可以有******
日前,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范围的通知》。《通知》提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二手车出口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有序扩大二手车出口,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决定新增辽宁、福建、河南、四川、河北石家庄、内蒙古呼和浩特、吉林珲春等14个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当前为何要扩大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地区,此前部分地区试点情况如何,国内二手车出口情况怎样,如何助推二手车出口业务大发展?
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二手车增量最大的国家,为二手车出口提供了充足货源。
在位于辽宁沈阳的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内,很多员工正热火朝天地忙着海外营销业务。
“截至目前,我们已向乌兹别克斯坦、希腊等国出口二手车300余台,涵盖奥迪、大众、特斯拉等多个品牌。”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霖说。
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河北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内。近日,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内停放了近百辆准备出口迪拜的二手车,即将报关起运。此次二手车出口业务由曹妃甸金融控股集团海兴投资公司承揽。
海兴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宝津表示,曹妃甸综合保税区除了给予一定财政支持外,还专门成立了车辆管理所综合保税区分所,直接实现了二手车出口、过户、转移待出口等手续办理足不出区,即办即走。二手车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助推了曹妃甸综合贸易大港运能提升,同时也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山东潍坊在积极培育发展二手车业务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于2021年6月份依托寿光市德隆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整合有关企业境外营销网络资源,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申报工作。依托成熟的境外营销网络体系、稳定的二手车市场资源和完善的车辆信息质量追溯管控能力成功入选,潍坊成为山东省第四个国家二手车出口试点城市。
潍坊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启蒙介绍,对于二手车出口业务将简化通关流程,加强合规指导,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海关通关便利化政策,让二手车出口驶出加速度。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2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出口已经突破了1.6万辆。与此同时,我国出口二手车的平均单价也在大幅提高,从2019年的不足5000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近1.5万美元。
发展优势明显
作为工业制造强省和汽车制造大省的辽宁,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一直有较强优势。
此前,辽宁省内沈阳、大连两市获批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根据最新通知,辽宁全域获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辽宁省商务厅进口服务处处长柯枫表示,辽宁拥有华晨宝马等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企业372家及汽车零配件配套企业1700余家,汽车流通服务体系健全,能够实现二手车检测、整备、维修、物流等一站式服务,在二手车出口领域有较强比较优势。
河南省郑州市已于2020年成为我国二手车出口试点城市之一。作为我国汽车产量、销量、现车存量和二手车增量较大地区之一的河南,拥有配套零配件供应充足、售后保障体系健全等特点。同时,在服务二手车出口方面,海关、金融、税收等方面的设施完善。此外,相关企业拥有多年建立的国外仓储和广泛分布的销售网点,也具备了可利用可租用的国外销售基础条件。
“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扩围看似单一商品的外贸政策,其实其价值和意义远不止此。”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说。
宋向清表示,目前国内二手车市场受制于国民消费习惯,不能快速放大。一些发达国家二手车市场相对成熟,欠发达国家二手车市场巨大。因此,扩围二手车出口试点业务地区,扩大二手车出口业务规模,不仅可以带动汽车生产和流通领域全面复苏,而且有利于提升国内汽车更新换代速度,扩大新车消费,促进汽车行业多业联动发展。
难点问题待解
我国二手车车况好、价格低,性价比比较高,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加上我国汽车生产和出口经营企业在全球建立了较好的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可以提供较全面的全方位的服务。但是,也应看到行业发展的困难。
宋向清举例说,由于千差万别的法律制度、消费习惯和社区文化等,二手车市场国内外标准的差异、出口运输成本的增加、配套零部件的可持续供应、售后维护维修保养,以及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责任认定和赔付等问题都是汽车国际流通的难点。
制定二手车出口质量标准,规范二手车出口秩序的同时确保产品质量是重点。
有关专家建议,各地区应统一部署,统一培训,统一行动规范,把有关标准有理有据地嫁接到异域他国,以便二手车出口业务不断扩大,也便于进口国消费者更好地体验驾乘中国品牌汽车的乐趣。同时,有关部门应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国内二手车出口业务资源共享机制和共用平台。利用国外二手车市场大数据调整市场布局,进行市场的自然调节,进而实现车辆的动态流通和自然淘汰。
据悉,辽宁制定了《辽宁省二手车出口试点工作专项行动方案》,切实加强工作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二手车出口工作机制,高标准遴选二手车出口企业,强化二手车出口业务指导,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全面加强业务监管。
柯枫表示,下一步,辽宁将进一步制定优化准入标准,严格遴选出口企业,研究制定二手车出口企业准入标准,规范遴选程序,支持具有车源整合能力、海外营销渠道、售后服务保障能力等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进一步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提升出口质效规模;大力发展辽宁二手车出口相关的维修整备、检测认证、仓储物流、金融信保等配套服务体系;支持企业加快国际营销网络建设,为企业拓宽市场渠道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指导企业通过自建、资源共享等方式,建立与出口规模相适应的售后服务体系,保障售后配件供应,提供维修技术支持。
“我们将细化完善工作方案,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务实高效推进二手车出口工作,为广大厂商提供一个更为畅通的海内外出口通道,帮助出口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优。”潍坊市商务局外贸科科长王丽芹表示。
杨子佩 温济聪 王金虎 王胜强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加速世界大变局的演进,国际舆论场变得更为复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发展一方面推动国际传播生态变革,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国际传播带来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推动国际传播生态4大变革
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进一步加深,推动国际传播向着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变量,改变了国际传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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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主体发生改变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信息传播已经进入“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算法推送”的智能时代。社交机器人成为公共议题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者。以杜莎迪亚、格雷厄姆·米勒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交机器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应当被视为一种具有参与性的社会主体”。在国际重大议题的讨论中,社交机器人十分活跃且已经成为影响或干预公众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牛津大学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有81个国家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有关政治的相关信息。国际传播生态已经由之前完全由人主导转变为“人机共生”。
2
赋能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催生了新的传播主体,还助力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在内容采集环节,自然语言处理结合深度学习模型,在寻找新闻线索时可以挖掘出更多非结构化信息,提升内容采集的效率和质量;在内容生产环节,机器写作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推动内容编辑向“人机协同”的智能化模式转型;在内容分发环节,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推荐能够准确定位国际受众,实现对特定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精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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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国际传播信息形态
传统信息形态主要是文字、图片、视频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国际传播形式,可以实现多模态信息结构,催生场景化、沉浸式、具身性的互动与传播。首先,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合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广泛赋能国际传播中AI形象的建构;其次,“5G+人工智能+VR/AR”的传播模式正在不断延伸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感知,以更为丰富的传播形式助力我国国际传播,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多元化路径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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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国际传播新赛道
国际传播话语权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进入新媒体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国际传播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传播的局面。智能传播时代更是将这种扁平化趋势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国际重大议题中,传统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释放出更大的“声量”,从而对舆论走向产生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传播话语权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政治、经济框架的束缚,转而进入技术竞争的新赛道。
智能传播技术
对我国国际传播的4大挑战
社交机器人等智能传播技术开始具体应用到互联网信息场中,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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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机器人干预舆论
社交机器人的介入使我国面临的国际传播环境越来越复杂。社交机器人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影响舆论的真实呈现。北师大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在中美贸易争端、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冬奥会、俄乌冲突等议题的涉华舆论中,社交机器人产生的信息占比在20%-30%之间,且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成为影响国际涉华舆论走向的重要因素。社交机器人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博弈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工具,基于技术的智能传播也将成为未来国家间竞争的关键角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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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推荐可能成为舆论干预的工具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成为主流信息处理和分发方式,为实现精准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实践路径。算法的“不可见性”直接导致了信息传播的“不透明、不平等和不真实”。在国际传播中,算法推荐容易强化某一方信息和意见的风险,这种算法偏见在潜移默化中会加剧“过滤泡”效应,导致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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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伪造影响国际信任
深度伪造技术最初指的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像合成技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深度伪造技术已发展成包括“视频伪造、声音伪造、文本伪造和微表情合成等在内的多模态视频欺骗技术”。近年来,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政治活动迅速发展,主要包括通过换脸、重新投射、口型同步、动作传递、图像生成等方式伪造领导人照片或视频、篡改新闻事实,这让虚假信息更加难以识别,导致谣言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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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平台竞争
借助数字平台、物联网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具有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国家正在形成强大的数据话语权。以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为主导的新型跨国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收集、算法驱动、智能运转”等数字化方式,正在全面重构国际传播格局。如何看待平台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发挥,值得进一步研究。
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
3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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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传播渠道建设,打造全球数字平台
国际传播渠道不再依赖于传统媒体而是转向数字化的媒体平台。在数字平台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传播主体,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加深。一方面,我国在国际传播中通过“借船出海”,即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开设媒体账号达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也要有在“全球中国”的视域下思考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鼓励有技术竞争力的互联网公司开展国际化运作,通过平台出海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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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话语表达形式,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
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传播语境下,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注重话语内容创新,也要注重话语形式创新。一方面,立足中国实践,将中国话语融入国际话语体系,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人工作智能、VR/AR等技术,建构基于多模态场景的话语与叙事表达。在话语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媒体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把握国际传播规律,充分了解国际受众需求,针对不同的议题选择合适的传播策略,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权。
3
加强对跨学科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新的媒介环境造就了新的舆论生态,也对国际传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部和中宣部在2018年发布的《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提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在国际传播工作中,需要加快建设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国际传播队伍。积极拓展本学科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既熟悉传播规律,也掌握传播规律的复合型人才,只有了解智能传播规律的人才才能有效开展国际传播工作。
作者:张洪忠 赵蓓 (张洪忠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赵蓓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微信公众号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